真正有影响力的科研，要么在创新上是源头，要么将研究工作做到极致最后实现转化。无论是做领域里的“第一人”，还是“最后一人”，都需要大量积累和投入。

    如今，58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大为感慨科研“内卷”：年轻科研工作者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做一些短平快的研究，而短平快的研究很难产生重大影响，也难以将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有些问题可能10年8年也不一定能解决出来，尽管这些问题是非常重大的，但他觉得如果这样做很有可能研究没做出来，人已经被非升即走的制度给赶走了。」

    国内高校的科研人员数量占比远高于国外水平，但如此投入，校方的初衷往往不是要为在哪一个领域做出更重要的发现，而是为了论文发表的多，排名高一点。这样造就了很多人不好好研究，而想尽了办法去沽名钓誉。

    「一些大学的初衷可能就是想多点人可以多发点文章，数字上好看一点，大学排名高一点。」

    科研人也得养家，不得不放弃远大的理想

    在很多重大科研项目上，需要的就是不甘寂寞，没有二心，长期钻研探索的人才。科研人员也需要养家，需要买房，需要社会地位和认可，让他们潜下心来去搞科研是可以，但是薪资待遇也得养家。现实让他们不得不放弃远大的理想，先去抓住一些见效快的小项目，可见科研环境是多么的浮躁。这也是为什么国内高校人才往往外流的原因之一。

    「其实我们国家的科研人员数量也不少，质量也不差，只是大环境的问题消耗了很多人的斗志，让很多人无法潜心钻研。」

    身处科研圈的内卷中勿简单“抬轿子”

    在马大为看来，科研“内卷”的破局方法是分类改革，把基础研究交给精英，把应用研究交给市场。

    一方面，国家应该满足一部分精干人员从事基础研究所需要的经费，假如他们基本上不为生活和科研经费发愁，他们的研究品位自然会高一点，就可以静下心来做一些更有价值，更有探索性的基础研究。」

    另外一方面，有很多科研人员号称在做应用研究，但实际上很难跟市场接轨。因此需要把应用研究交给市场去引导，让市场检验创新和实用的程度。

    马大为告诫年轻科研工作者，科研不应扎堆凑热闹。即使扎堆凑热闹，也不要“简单地抬轿子”，而是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做到一定的深度，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和解决重大问题。

    马大为希望科研人员勇气去挑战“完全独辟蹊径”的科研方向，“要想哪些领域是重要的，哪些问题还没解决，通过自己的努力，有可能在5年10年后开辟一个新领域。”

    「我们要鼓励大家去探索无人区。现在很多科研人员就做一些相对比较简单、容易做出来的东西，但现在国家已经到了一定要做原创、探索无人区的时候了。」

    虽然，做科研，可以说95%以上的时间是失败的。但失败也是一个好机会，能让人了解失败的原因，分析并解决问题。

     马大为院士其人——想成为数学家的化学家

    马大为1963年9月出生于河南省社旗县。这是一个距离南阳市50公里左右的小县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引汉水北上，直接经过这里。

    父母都是教师，中学时代他赶上“科学的春天”萌发，看到哥德巴赫猜想的报道后对数学充满兴趣，也把数学家陈景润和张广厚视作偶像。他在数学上花时间最多，那时候河南没有什么课外教材，他就托人从上海带来看。但他热爱的数学并未在高考时眷顾他，由于失误丢了20分，高考数学只有77分，化学却拿到了90多分，报考山东大学数学系“直接给分到化学去了”。“当时我对化学没兴趣。”

    1980年，马大为进入山东大学化学系就读，前半年一直想“混到数学系”，还去数学系转了几圈。但那时候没有转专业机会，只能硬着头皮学，半年后，马大为渐渐发现化学也是门有意思的学科。改变他想法的，是那时候读过的科学史。居里夫人从沥青提取镭的故事，让他觉得化学也不错。

    近几年，“生化环材”四个专业由于就业难而被戏称为“四大天坑”。马大为认为这是误解，真正的“生化环材”专业就业非常热门，对国民经济影响深远。今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在解读202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研究发现时提到，全球35%的GDP涉及化学催化。石化工业产品、化肥、药品、塑料、香料等，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大量物质都依靠催化制备。

    中国现在是生产和制造这些品类的大国，接下来需要让中国研发在发现新功能物质和创造新生产工艺方面做出一些引领世界的成绩，如果把学习“生化环材”专业的重要性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就有很多事要做。

    「仔细看这些能够改变世界的东西，化肥也好，农药也好，医药也好，材料也，大部分这些相关物质最早都不是我们发明的，甚至我们在制造这些东西的工艺好多也都不是我们原创的。」
 

    1994年，马大为结束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和梅育诊所的博士后研究。即便当时在美国年薪已经有3万美元，他还是选择回到国内。当时的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面临科研人员青黄不接的问题，在有机所的不断动员下，马大为加入团队。

    「上海有机所当时已经算是比较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一个研究所了，特别是在有机化学方面。但实际上我们当时跟国外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就像我们当时的经济一样，反差非常大。」

    1998年，马大为偶然发现了一类氨基酸分子，可以提高乌尔曼反应的效率。乌尔曼反应由德国化学家在1901年发现，它能将简单的卤代芳烃和其它亲核试剂偶联在一起，构成一个更加复杂的分子。这是化学和制药工业研发过程中常常使用的形成碳碳和碳杂键的重要方法。但经典的乌尔曼反应需要大量铜的催化，温度要达到150~250摄氏度，这可能会破坏一些脆弱的分子骨架，大大限制了反应的应用范围。

    结果“无心插柳”，他发现的氨基酸分子能作为铜源催化剂的配体，提高乌尔曼反应的效率，大大降低反应所需要的温度和铜催化剂的用量，成为化学合成实验室“每天都要用的反应”。这种配体也为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的抗高血压药物培朵普利和英国一家医药公司的干眼病治疗药物的工业化生产提供关键助力。

    之后，他又用了整整10年，一届又一届学生接力，经历了四五批学生，终于找到了催化效率更高的第二代配体——草酰二胺，这一配体出现后的短短几年里，已经在工业上产生了上吨级的应用。马大为说，第一代催化剂已经有两三个工业化应用，第二代催化剂的工业化应用有希望上两位数。

    如今，58岁的他还在继续探寻第三代配体。他希望催化剂的“效率再提高一点点”，“成本再降低一点点。”这样才有机会变成更加通用的工业催化剂。

    “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发现，但它的意义非常重大。”马大为说，他现在的梦想就是找到这种配体，让第三代催化剂实现三位数的工业化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