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

    李德平先生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辐射防护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我有幸在李德平先生的指导下工作了近十年，先生的教诲使我受益匪浅，感受颇多。

    中辐院成立于1962年，1964年京并两处会师太原，组建了第二研究室，在李先生主导下，二室分设八个专业研究大组，分别为核电子学组、外照射及辐射个人剂量检测组、低本底及内照射污染检测组、放射性气体测量组、放射性废水及辐射量基准测量组、放射性气溶胶测量组、中子剂量测量组以及加速器运行组。这八个组共190多人，形成了辐射防护研究的基本构架，为中辐院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李德平先生带领二三十名科研人员，深入核工业生产现场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设定科研课题，经过几年的努力，解决了生产现场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相关研究成果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了五项科技大奖。

    李德平先生治学严谨，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他不能容忍马虎敷衍，非常反感在科研工作中喊口号出风头、作表面文章。在他主持二室工作期间，全室的科研计划以及每个课题的总结报告，他都要亲自审查把关，他改过的稿子，如有不满意，仍会反复修改。他要求严格，该砍掉的绝不留情。对于成果报奖以及科技人员职称评定，他严格坚持评判标准，宁缺毋滥，绝不允许滥竽充数。他总说“部队打仗靠过硬作风，过硬作风靠严明纪律，严明纪律靠赏罚分明。如果一支科研队伍，赏罚不明，滥竽充数，这支科研队伍就垮掉了，我们就是罪人。”

    他总说科研工作，一定要求真务实，只有“真”才能长久，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1975年，石海容、陈明焌等同志联系到上海探伤机厂，研制辐射计量刻度用x光机。在此后两年多时间里，陈明焌、恽振先、范守本等同志与工人紧密合作，卷起袖子一起深入车间，改造高压油箱，连续十几个昼夜守候在高温冶炼炉旁，成功试制高质量的高压球光管，将厂方一台报废多年的进口探伤机，改造成了中国第一台价值十多万元的x辐射计量标准装置，此项成果也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奖。工作期间，李先生积极鼓励支持，对x辐射计量刻度装置研发成功给予高度评价，对参与此项工作科研人员求真务实的精神大加赞赏。

    李先生认为，搞科研要做老实人，不能投机取巧，更没有捷径可走，要认真钻研，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他给我讲过胡遵素同志给蓄电池充电的故事。当时，胡遵素刚到实验室工作，先生安排他给蓄电池充电。他非常认真地把充电的每个细节（时间、温度、电压变化等各种参数）都作了详细记录，即使下班后也要到实验室，亲自把该记录的数据，一个不落地填上，还形成一份实验报告。能将一件毫无技术含量的简单工作做得这么认真，胡遵素也因此被先生夸作是一个科研的好苗子。

    李先生非常注重科研人员动手能力和艰苦奋斗作风的培养，反对华而不实、大手大脚、崇洋媚外的不正之风。他常说：“用最廉价的成本，做出最优秀的成果，才算是真本事”。在他的实验室，最常用的直流电源、脉冲产生器等，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塑料盒、铝饭盒甚至包装纸箱，顺手拿来，钻个洞，装上开关电位器，就能当实验台架，里面再焊接上大大小小的电子元器件，虽然密密麻麻地像马蜂窝一样，但他却以此完成了各种实验研究，取得了可靠的科研数据。他反对铺张浪费，在他主持研究室工作期间，科研人员采购器材设备，凡超过1000元的，他都要亲自审批。对一些较昂贵的高端仪器设备，他主张研究室共同管理使用，反对变性私有化和专题专用。当时，我们第二研究室还设置了仪器设备管理使用制度，节省了高额的仪器设备购置费。

    李德平先生知识渊博，源于他孜孜不倦的钻研学习。用他的话说“我不愿意被时间落下”，在他的书架上不仅摆满了核物理专业方面的书刊杂志，生物、医学、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书籍资料也是应有尽有。他除了在实验室做实验，总是以书为伴，即便是全所开大会，他也要带着书。有时我去他家里汇报工作，发现下班后的他也总是在书房里看书写东西，直到他夫人王怀珍喊他吃饭，他才肯离开书房。有一次他生病住院，即使躺在病床上也手不释卷。先生嗜书如命，阅读万卷，与他交谈时，你会发现没有他不懂的知识。作为科技界的前辈和导师，先生对年轻科技人员的成长也十分关注。他常说：“世界上唯有一样东西，给了别人自己不会减少，那就是知识。”年轻人请教他，他总是毫无保留，甚至问一答十，直到把问题彻底弄清为止。他求学若渴，对新鲜事物充满着追求和好奇。在半导体刚问世的时候，他就自己花钱买了各种二极管、三极管用来做实验，甚至组装半导体收音机与三院的钱皋筠先生切磋比试。

    李德平先生由于专注科学研究，与人沟通较少，不少人认为他孤傲、严肃、不好接近。其实，他也有常人柔情的一面。在和大家共同劳动的场合中，他也会打开话匣子天南地北的侃大山、开玩笑。他常常关心下属年轻人的生活起居，年轻人结婚他总备好红封。谁遇到困难找他，他都会慷慨出手相助。我虽没有统计过，但我知道接受过他帮助的人不在少数。先生作为专家经常会收到外界邀请作学术讲座和报告，常常会收到酬劳汇款，他对我说，这些钱放到咱们室互助基金会里，哪个同志有困难，就帮助他。后来，袁良承同志因为救人而受了重伤，是被大家公认见义勇为的好同志，李先生尽自己所能为他提供帮助。1967年，他爱人从云南带着孩子来太原探亲，李先生还特别邀请他们一家人到家做客吃饭。

    记得我在北京工作期间，有一次李先生到401出差，我向他汇报中子组的工作，他在认真指导之后还特别叮嘱道：“401是个老单位，有许多老同志、老规矩和优良的科研作风和习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你们组里的几位老同志，外号叫“水牛”的陈常茂，干事情卖力气、能吃苦，特别是他搞科研，实验记录做得非常细致，实验时间、地点、工作条件、气候环境、参加人员都记得清清楚楚，数据也清晰规整，即便再过上多少年，翻出来，完全可以复制，虽不容易，但都是基本功；外号叫“铁棍”的李焕铁，湖南人，他坚强不屈、肯钻研、不认输，只要不钻牛角尖，也能做出好东西来。组里的几位年轻人基础很好，条件也不错，鼓励他们向老同志们学习，多支持他们工作，有什么困难，也可以向所里反映。”先生的嘱咐既是老专家的殷殷教诲，也是领导对我们的关心支持，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和力量。

    如今,李德平先生离我们而去，辐射防护学界陨落了一颗巨星，我们失去了一位可敬的导师。但是他的思想，严谨治学、求真务实的科学作风，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我们要沿着他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行，让辐射防护事业在传承中迈向新的高度。
 

——中辐院原党委书记 黄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