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2月，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联合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3月31日，中央军委讨论通过该报告，随后很快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由此，我国卫星通信工程正式上马，代号“331”。1984年4月，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卫星顺利定点、运行，“331”工程获得圆满成功。

    在中央批准“331”工程立项50周年之际，我们找到了一盘胶片，内容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祖国新貌》系列新闻影片的特号《飞向太空》，于1984年公映，记录了“331”工程发射任务的珍贵影像。
 

▲ 《祖国新貌》1984年特号《飞向太空》部分影像（原片9分钟）

    影片中，崭新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和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东方红二号卫星一展风采，连火箭仪器舱、卫星天线、发射场各类仪器设备等细节都一一展示，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国航天的开放胸襟和技术自信。可以想象，当年全国观众在大银幕上看到这些航天重器时，会多么得震撼、自豪。

    在影片中，我们还看到了张爱萍、钱学森、任新民、谢光选、戚发轫等老领导、老专家熟悉而亲切的身影。

    在中央批准“331”工程立项50周年之际，我们将邀请亲历“331”的老同志回首过往，立体展现这一重大航天工程。首期邀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五院原院长，曾任东方红二号卫星副总师、总师的戚发轫院士，回忆“331”工程往事。
 

战略决策：用天上的星服务地上的事

    在从导弹事业“转行”空间技术事业后，戚发轫院士参与了一系列重要航天器的研制，其中最重要、投入心血最多的三型航天器，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东方红二号卫星和神舟飞船。

    在圆满完成东方红一号任务后，戚发轫的工作重心转入我国首个载人航天工程——“714”工程，从事曙光载人飞船的研制。不过，随着工程的开展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央决定放缓与国力不相符的载人航天工程，集中精力研制应用卫星。戚发轫回忆，当时，周恩来总理提出，我们现在不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搞载人航天比赛，先把地球的事搞好。

    与此同时，我国内政外交多领域对卫星通信的需求逐渐增多，邮电部等用户单位适时提出需求建议，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此前，我国航天科技工业部门（当时为七机部，1982年后在七机部基础上成立航天工业部）开展了通信卫星及其运载火箭的探索性研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多次组织七机部等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并形成方案上报。1975年，中央正式作出了上马卫星通信工程的战略决策。其中，东方红二号卫星由七机部五院（现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抓总研制。

    “在这个大背景下，根据政治上、社会上的需求，中央下马‘714’工程、上马‘331’工程的决策是很正确的。”戚发轫的工作重心从此转向研制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他回忆，“331”工程是周总理、毛主席生前批准的最后一个重大航天工程，工程论证、立项、研制、发射、运行的各个阶段都得到了中央和各级领导的关怀与支持，令他们倍感振奋。
 

▲ 任务成功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电祝贺
 

一步到位：攻坚克难，勇攀高轨

    在地球赤道上空3.6万公里处，有一条特殊的轨道。运行在这条轨道上的卫星，绕地球一圈的时间与地球自转一圈的时间基本一致，约24小时。站在地面“看”，卫星好像一动不动地“挂”在天上，只需要一颗卫星就能稳定地支持较大范围的通信等应用。这条轨道就是地球同步静止轨道。

    戚发轫介绍，美国通信卫星最初是从低轨起步、后来才发展静止轨道卫星；我国则结合国情，选择一步到位发展静止轨道卫星。

    “东方红二号卫星没用任何一个外国的电子元器件和材料，全是国产的。”戚发轫回忆，独立自主挑战跨越式目标，中国航天人攻克了一系列难关，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确保卫星实现长寿命目标。
 

▲ 《祖国新貌》特号《飞向太空》中的画面，戚发轫（左一）在发射场会议现场

    卫星在严酷的太空环境中长期工作，对电子元器件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而当时我国电子元器件水平还十分有限。戚发轫介绍：“为此，在我国电子工业部门的支持下，五院建立了电子元器件可靠性中心，所有上天的元器件必须通过该中心认可，要做到‘五统一’：统一订货、统一监造、统一验收、统一筛选、统一分配。”

    从电子元器件到部组件再到系统，研制团队在保证设计、制造质量的基础上，又开展了严格的试验，其中消旋组件等关键部组件和通信系统等关键系统均开展了长达数年连续不间断的地面试验。最终，卫星上天后如期实现了长寿命目标。
 

意义重大：航天科技从此走进千家万户

    发射试验通信卫星与洲际导弹全程试验、潜地导弹水下发射试验是1980年前后我国国防科技领域的三大重点任务，即“三抓”任务。为高效推动任务实施，我国航天领域恢复、发展了设计师系统和行政指挥系统，任命总设计师和总指挥（简称“两总”），并进一步调整体制机制，使之与重大工程任务相协调。

    ▲ 张爱萍（左一）与任新民（左四，时任工程总设计师）、张镰斧（左二，时任发射试验大队大队长）、戚发轫（左三，时任卫星副总设计师，随后担任总师）等在任务现场

    戚发轫介绍：“当时任命了‘331’工程总师任新民、火箭总师谢光选、卫星总师孙家栋，其他分系统也任命了总师。”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很好地传承了下来。此外，工程新研制了运载火箭长征三号、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建成或升级改造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和包括远望号测量船在内的测控系统、地面应用系统（新疆、云南等地面站）……至此，完整的卫星通信工程的五大系统均已建成。“331”工程从制度和“硬件”两方面为我国航天事业后续科学系统地发展、驾驭更多重大航天任务奠定了基础。
 

▲ 孙家栋、戚发轫在任务成功后合影

    放眼全国，“331”工程的成功，使国计民生各领域得以用上独立自主的卫星通信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戚发轫举了我们身边最常见的例子——电视：“以前，我们看电视要靠微波中继，效益很低，偏远地区无法实时看到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有了卫星通信，我国电视信号覆盖的人口从30%提升至87%，带动了电视相关制造业和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这生动地说明了发展航天事业可以带来巨大收益，投入产出比极高。

    “当年国家为‘331’工程投资10亿元，相当于每个中国人拿出1元钱。”戚发轫说，我国花了9年的时间搞这么大的工程，带来了10倍以上的巨大效益。
 

    记者/索阿娣 杨成 高一鸣

    采访视频/王磊 张晓宁

    编辑/高一鸣

    审核/刘淮宇

    监制/索阿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