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范：回归理想之地

    BGI是我最投入、最有成就感的事，但并没有因此获得什么帽子，因为这是我的兴趣、我的梦想。

    ■校报记者 乃勇

    “早晨叫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3月10日清晨，刘忠范比平时习惯的七点钟更早醒来，因为即将参加一个支撑他理想的大事。7:45，他从驻地宾馆乘坐大巴车出发。一行十几辆大巴车浩浩荡荡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为中国的石墨烯产业贡献此生，用最具市场竞争力的石墨烯材料，成就一个千亿产业”，怀揣这个理想，他步履坚定的走进人民大会堂。
 

刘忠范在天安门前
 

    这是一个逐渐成形的理想。他在石墨烯领域已经深耕17年。石墨烯，一种只有一层碳原子的神奇材料，是世上强度最高、导电性最好、导热性最好、最轻的材料，拥有科幻般的潜在应用前景。石墨烯于2004年被发现，立刻引发科学界强烈关注。1993年从日本留学回国之时，他的导师、日本科学界泰斗藤岛昭和另一位恩师井口洋夫，送了他一大批仪器，惊动了中国大使馆和教委，协调了“向阳红号”科考船才运回国，整整一卡车。在北大，他用这批设备建设了国内最先进的实验室。1998年他就在纳米材料领域占领了制高点。石墨烯问世后，很多人转向石墨烯领域。自己是否也要重新出发、转向石墨烯呢？这一观望就是四年。2008年，他决定认真看一看这种时髦的材料。用半年时间，他满世界参加石墨烯相关学术会议，方方面面的了解情况，最后下定决心，投身石墨烯研究领域。
 

    一开始，他还是按照以往习惯的模式，热衷于发表学术论文。这些文章成就了他在石墨烯领域的学术地位，成果、论文、“帽子”纷至沓来，也拿到了院士头衔（2011年）。可突然间他觉得，这些有多大意义呢？既写不进科学史，也没有为国计民生带来什么实际价值。他又做出了一个人生转向的决定——要转向产业界，让石墨烯真正变成产品，造福人类。但是，从实验室里的一片“样品”，到做出成千上万片一模一样的“产品”，需要创新链条上的规模化、工程化环节的支撑，这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薄弱环节，对一名大学教授更是个“不可能的任务”。“这个选择需要勇气”。同时，也让他反思那些“帽子”的意义何在。

    给人才戴一顶“某某学者”之类的帽子，并与待遇、职称、经费等资源挂钩，极具“中国特色”，其弊端越来越被认识。作为1993年就回国的科学家，刘忠范经历了中国科技、人才从被忽视到受重视，再到冠冕加身的完整历史。“杰青”、“长江”、“千人”、“万人”……几乎每一顶帽子他都有，而且几乎都作为第一批获得者。因此他对帽子问题有深刻的理解和切身的体会。他逐渐意识到“帽子并不等于贡献”。2020年，刘忠范率先提出精简“帽子”的意见。六年来，他年年呼吁，年年推动落实，尤其是在全国“两会”期间。
 

刘忠范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人民大会堂里，委员们的座位名牌按照姓氏笔画顺序排列的整整齐齐。会议座位每次都会轮转，这次轮到刘姓委员们坐在会场靠后的位置。刘忠范从常委们的休息室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礼堂，穹顶如星空熠熠生辉。

    上午9时，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应当出席委员2154人，实到2082人……

    刘忠范同其他委员们一道，按下表决器。他们的意见一条一条凝聚起来，成为国家意志。他们的提案，也一项一项逐步变为现实。

    其中就有刘忠范多年呼吁的人才问题提案——再也不能按“帽子”分配资源了。“人才帽子在过去三十年体现了国家对人才的重视、为我国的人才建设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如今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帽子模式也渐渐偏离了‘初心’，各种帽子泛滥。关键问题是按帽子分配资源，没有帽子就拿不到经费。人人盯着帽子做事，把一个人对科研本身的兴趣异化成了对一顶又一顶帽子的无尽追求，要理智看待这个问题了”，“未来中国科技要发展，必须弱化帽子作用。”

    《精简帽子，减少评价，让科研人员回归安静》《提升基础研究实力，科学人才评价机制和创新型土壤是关键》 《“盯着母鸡下蛋”评价机制要改，重大科研专项也可以让企业家挂帅》……一篇篇内参、报告、媒体文章，体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深度思考，也体现了他看准了就坚持的韧性，体现了他对国家科技体制的忧虑。

    他说，人才不需要用帽子来评价，而应该依靠有目共睹的科研成就。发现青蒿素的屠呦呦、DeepSeek的梁文峰，他们没有任何帽子，按现行评价体系就 “不是人才”，这样的结论让帽子问题极具戏剧性地显现出来。忙着抢帽子，就很难做出大成果。取消帽子，只设立基金，有能力的人来申请，项目做完就结束，不能再把已经完成的项目异化为一顶顶帽子。每次对人的评价都评价实际贡献，而不是看帽子。这就是刘忠范对国家未来人才评价体系的展望。

    如此在政坛上鼓与呼，与一般人对科学家的印象不同，一般人心目中科学家通常都不太关心政治，而是沉浸在自己的学术殿堂中。刘忠范原本也是如此，他从小就性格使然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学生时代，他最大的“官”是学习委员，也只是因为这是学霸逃脱不了的“命运”。最开始真正接触民主党派，是2007年夏日的一天，他与九三学社韩启德主席共进午餐，“你是什么党派？”“普通群众！”韩启德给刘忠范敬了一杯酒，传杯递盏间了解了他的情况，就推荐他加入九三学社。但是刘忠范只当是玩笑话。直到半年后，刘忠范才应邀加入九三学社。2011年当选院士，朋友说“你是为数不多没有官衔就当选院士的”，让刘忠范一时无语，不知应该把这话看作褒还是贬。转折开始自2016年，他在市科委挂职副主任一年，对政府运作模式有了切身了解。 2017年7月2日，他被选为九三学社北京市主委。“要么不做要么认真做”的处事原则、“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的责任感推着刘忠范尽心履职，他逐渐发现了民主党派是建言献策、为国效力的广阔舞台。尽管进入了政界，但是刘忠范保持了科学家较真的精神，被称作“以科学家精神做党务”。这些历练让刘忠范站位、视野、格局都有了根本上的转变。在实验室，他脑海中萦绕的问题是“如何发好文章”，而现在想的是“如何让中国的石墨烯产业兴旺发达”。学到了政治本领、做成了大事，他也从“不感兴趣”转变为“有点感兴趣”、“很感兴趣”、“非常感兴趣”。“军民融合”“扫黑除恶”“仪器产业特区”“大科学装置”“石墨烯产业”……一项项建议受到中央高度重视和采纳。刘忠范参政议政的热情越来越高，“虽然很累，但是很有成就感”。而他的职务，也从九三学社北京市主委，到九三中央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这次，已经是他第七次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坐在人民大会堂的代表席上了。

    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刘忠范从参政议政的身份中立刻切换到为了梦想奔波的科学家。他赶到位于中关村翠湖科技园的北京石墨烯研究院（BGI）。

北京石墨烯研究院（BGI）
 

    这是他的理想的承载地。“没有从政经历，就不会有北京石墨烯研究院。”2016年，因为刘忠范在北京市科委挂职，又是石墨烯领域的专家，受命牵头制定石墨烯发展规划。当时他就说，不能像其他很多规划那样制定完了就束之高阁，要有一个实质性落地平台——北京石墨烯研究院。研究院按照当时如火如荼的“新型研发机构”来设计，刘忠范是创始人。经过紧张筹备，研究院于2018年10月25日挂牌。

    BGI为中国创新链条弥补了缺环，也弥补了刘忠范科研报国、产业报国理想的关键一环。刘忠范形象地说，“如果创新链从0到9排列，那么0到3是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通常由科研院所和高校来做。7到9是产业落地、走向市场，通常由企业推动。缺失的是4到6的中间环节，是规模化、工程化阶段。”刘忠范强调“这就是BGI要做的”。BGI还采用了“一对一孵化”的独特模式，同时成立了北京石墨烯研究院有限公司。现在研究院有350人，公司有120人。研究院按照公司战略牵引进行研发，成果只在自家公司孵化。不像很多机构以孵化众多小规模公司为目标，BGI目标是只孵化一家公司——一家超级公司。

    如今的BGI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石墨烯材料研发和产业孵化基地。“要是没有BGI，石墨烯就只是一个实验室材料”。石墨烯虽然在理论上拥有无可限量的应用潜力，相关企业遍地开花，市场规模也逐步扩大，但现实中一直处于“工业味精”一般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一直找不到“杀手锏”级应用，以让石墨烯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直到BGI独创了一种全新的“超级蒙烯材料”。2021年开始，这种新型石墨烯复合材料已经逐步进入市场，应用在军工、无人机、风电叶片、工业烘干等领域，成为刘忠范多年苦苦寻找的“杀手锏”级应用，拥有几十亿的潜在市场，让BGI形成了绝对优势。去年，BGI走出北京，落地河南，在郑州建设石墨烯产业基地。虽然在BGI不拿一分钱报酬，也没有因此而得到什么“帽子”，但是刘忠范把极大的精力都投入其中。让BGI成为世界石墨烯产业的代名词，孵化千亿规模的公司，刘忠范正朝向这个目标迈出一步又一步的坚实脚步。

    “BGI是我最投入、最有成就感的事，但并没有因此获得什么帽子，因为这是我的兴趣、我的梦想。”刘忠范自身的经历也为“精简帽子”的提案提供了典型案例。

    六十岁时，他整理出版了个人文集《问道人生》，其中也系统梳理了自己参政议政的心得体会，对“帽子”问题的思考是其中重要篇章。

    晚上12点，这是他通常的休息时间，他又带着梦想进入梦乡。“报国无疆”，这是他文集一册的标题，也是他的心声。期待着第二天“报国梦”想再次把自己叫醒。
 

    来源 |《北京大学校报》第1686期第1版

    排版 | 王涟绮